隸書恢宏
隸書作為一種字體,在漢代400年間通行於世。它源於篆書,是 在篆書基礎上經過刪繁就簡而成,這種字體雖然行時於漢,但直至於今仍有它的生命力。這是由於它具有極大的實用性和藝術表現的可 塑性。
隸書的名稱,首見於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是時(指秦時)始造隸書矣。自班固以後,許慎在《說文》中沿用了此名。西晉初衛恒所著《四體書勢》,進一步發展了此說,“今求人佐書,曰隸字”,“隸書者,篆之捷也”。隸書又有秦隸和漢隸之分。 秦隸的遺跡,過去一直未被發現,直到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 地秦墓中出土了1100多塊竹簡,人們才看到了墨寫的秦隸。這些 墨蹟是秦始皇統一全國後五六年間的遺物。它尚有濃厚的篆意,古 中見新,拙中見巧,用筆圓渾凝練,結體活潑自然,是秦代書法中最珍 貴的遺跡。
“漢承秦制”。漢初小篆、隸書仍作為通行應用的書體,但又都與秦代有所不同,故有“漢隸”、“漢篆”之稱。特別是隸書,逐漸發展定型,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書體。
西漢王朝十分重視文書工作,漢初丞相蕭何制定的典章制度中,規定以“八體書”作為學童應試的內容,成績優秀者可選任負責文書工作的“尚書”、“史書令史”等職。而隸書是考式的重點,所謂“史書令史”,就是隸書寫得好的“令史”,所以當時又稱隸書為“史書”。以書取人的制度,促進了民間學習隸書的熱情。加上統治階級中也重視寫隸書,如漢元帝、孝成許皇后等都以“善史書”著名,上行下效,蔚然成為社會風氣,促進了隸書藝術的發展。
漢隸的出現,為書法藝術的發展開拓出廣闊的前景。它在筆劃上具有波、磔之美。所謂“波”,指筆劃左行如曲波,後來楷書中變為撤;所謂“磔”,指右行筆劃的筆鋒開張,形如“燕尾”的撩筆。寫長橫 時,起筆逆鋒切入如“蠶頭”,中間行筆有波勢俯仰,收筆有磔尾。這 樣,在用筆上,方、圓、藏、露諸法具備,筆勢飛動,姿態優美。在結體 上,由小篆的縱勢長方,初變為正方,再變為橫勢偏方。漢隸具有雄 闊嚴整而又舒展靈動的氣度。成熟定型化的漢隸,又名“八分”。這 是因為它的字形“似八字勢”而得名,所以清代翁方綱說:“八分之義,‘八’,別也,言其字左右分別,若相背然。”
在隸書著名書法家中,程邈之後,最負重名的要算東漢末蔡邕。 他博學多才,精通經史、音律、天文,善辭賦,工書法,以隸書最為著 名。清代陳思說他“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美盡妙,獨步古今”。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奉詔寫定“六經”文字,書丹上石,刊刻於洛陽太學門外,世稱這些刻石為《熹平石經》。石經用當時標準隸體書寫,結體平整端莊,渾厚凝重,深受時人喜愛。當其建立之始,乘車來觀覽、摹寫者日千餘人,填塞街衢,足見其聲譽之高。其他如師宜官、梁鵠也是寫八分的高手,可惜他們的書跡投有流傳下來。
隸書書法,除民間流存下來的帛書、竹簡外,漢代刻石,保存也較為集中。不過,西漢刻石,較為罕見,而且不少石刻仍是古隸,如《五風二年》刻石,《萊子侯》刻石,都略帶篆書筆意。隸書成熟以後,在東漢碑刻中大放異彩。現存東漢刻石,以桓、靈之際為多,後世所謂“漢碑”,主要就是指這個時期的碑刻。
《石門頌》刻於漢桓帝建和二年(148年),鐫刻在陝西褒谷石門西壁的一塊摩崖石刻。共675字,每字約7—8平方釐米,被尊為隸書神品。它突出的藝術特色,在於其超乎尋常的磅礴氣勢。古今論者以多種官辭給予稱頌,或說它“氣勢奔放”,或說它“飄飄欲仙”,或說它“縱橫奔放”,或說它“隸穆敦厚”總之都是說它妙造自然而意趣儼然。此摩崖(刻在山崖、天然石上的文字),依據自然地勢,受潤天時四氣,經日月風化,所以能含深山之淡泊,自具人力無助之天姿。書人刻工,心無誠恐之拘,手無時尚成規之束,率意信手,虛逆實鋪,用筆澀而不滯,流而不滑,結字疏而不見散,奇而不生怪,整篇看來,錯落有致,而氣貫神隨。
《乙瑛碑》,全稱《漢魯相乙瑛置有石卒史碑》,亦稱《孔酥碑》。原立山東兗州仙源縣,現藏曲阜孔廟,系東漢桓帝永興元年(153年)立。該碑共18行,每行40字。此碑所立時間,正是漢隸的鼎盛時期,書體已經成熱。從整個佈局看,字距大於行距,字體大小有異,給人一種開朗舒適之感。在結體上開張寬博、端莊,波磔分明,骨氣凝重、法度嚴謹,意氣爽秀。正如前人所評:“骨氣均勻,謂漢隸之最。”用筆上方圓兼備,富有變化,從容秀雅,絕不死板。大橫筆藏鋒逆入,回鋒收筆,收筆無頓挫,形成所謂的“蠶頭雁尾”。而一些小橫筆則順筆而入,自然收筆,正合乎所謂“雁不雙飛”的要求。明人趙崡評此碑:“其敘事簡古,隸法遒勁,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清何紹基說此碑書法“樸翔健出,開後來鐫刻一門,然隸穆之氣自在。”
《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稱《韓敕碑》,無額,四面刻,隸體,漢桓帝永壽二年(156年)刻。此碑是一件書法藝術性很高的作品,歷來被推為隸書極則。現藏山東曲阜孔廟。其書風細勁雄健,端嚴而峻逸,方整秀麗兼而有之,雖圓筆多於方筆,但有一種剛健的力度躍然紙上。明代郭宗昌稱“漢隸當以孔廟《禮器碑》為第一”,“其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謂‘星流電轉,纖逾植發’尚未足形容也。漢諸碑結體命意,皆可仿佛,獨此碑如河漢,可望而不可即也”。清代王澍評此碑:“尤為奇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唯《韓敕》無美不備,以為清超卻又遒勁,以為遒勁卻有肅括。自有分隸以來,莫有超妙如此碑者”。
《封龍山碑》立于東漢延熹七年(164年),全碑隸書15行,每行26字。清末的幾位碑學家,都對此碑給予了較高評述,如方朔跋此碑雲:“字體方正古健,有《孔廟》、《乙瑛》之氣魄。”楊守敬評其碑:“雄偉勁健,《獸峻碑》尚不及也,漢隸氣魄之大,無逾於此。”康有為則稱其隸法“駿爽”。
《鮮於璜碑》立于東漢延熹八年(165年),碑兩面刻字,共計827字,現藏于天津歷史博物館。碑陽文字,工整而成熟,給人以渾厚凝重,端莊遒勁之感。筆法以方為主,兼用圓收;結構穩健而有姿致,其古樸之茂,壯美之勢於漢碑中堪稱上品。碑陰文字與碑陽有明顯差別,筆法跳動較大,字形大小參差變化更有意趣,其古樸之氣優於陰面,在規矩中稚拙之氣橫生,險字、奇字、同類字之變化比比皆是。《曹全碑》立于東漢中平二年(185年),原石現陳列于西安碑林。
此碑書品屬秀麗風格,與端莊、恣肆、雄渾異趣,平和簡靜,剛以柔出,行筆用外拓法,放中有收,筆劃圓潤而精氣內含,蓋由百煉鋼而化為繞指柔,非一般軟弱媚麗之筆可比,是韻致和方度的和諧統一體。隸書每字皆有一二主筆,主筆較一般筆劃粗長,藉以平衡字勢,宣發書意。此碑有以橫為主筆者,肥而特長,蠶頭雁尾,極意波發;有以反挑為主筆者,圓轉為彎鉤,行至畫端含蓄回鋒;有以挑捺同為主筆者,一挑一捺相背舒展,平衡字勢。陳立群在《中國書法史論》中指出,“如果在漢碑分隸之中求最俊秀之書法,則莫過於此碑。行雲流水,美女簪花,不足喻其媚麗流暢;飄逸風流,雅士衣錦,不足喻其品高嫻雅。”
《張遷碑》,東漢中平三年(186年)刻,現存泰山岱廟。此碑結體高古典雅,朴厚寬舒,用筆以方為主,棱角分明,為民間書法家作品,無大家刻意為工之痕跡。明代王世貞雲:“其書不能工,而典雅饒古意。”清代孫承澤則說:“書法方整爾雅,漢石中不可多見者。”楊守敬言該碑在用筆方面“已開魏晉風氣”
《孟孝琚碑》,清代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出土于雲南。此碑書藝屬高古一類,其寬舒方整的結體,圓勁峭拔的用筆,茂、密深穆的佈局,恢宏大度的氣勢,頗與《封龍山頌》近似。此碑的價值是:書法高妙,別具一格,開滇中石刻先河,對研究少數民族文化史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傳世的隸書漢碑達170多種,一塊漢碑一種風格,一塊漢碑是一位書法家的精品,清代王澍在《虛舟題跋》中說:“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有一奇,莫有同者。
唐代隸書歷來有四家平分秋色。馬宗霍雲:“八分書杜甫詩稱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三家,《集古錄》合之史惟則,稱四家。四家書傳于後者,韓、史最多,蔡頗難得,李絕少。”此外,玄宗、歐陽詢也善隸書。
歐陽詢的隸書傳世作品較少,代表作是《房彥謙碑》。此碑書體介於隸楷之間,用筆多方折而帶有楷意,和他的楷書一樣,也是法度嚴謹,方整均勻,勁健秀逸而無肥濁之氣,是隸書中的妙品。 史惟則,處唐玄宗朝,人稱“史侍禦”,以八分著名,發筆方廣,字形俊美,進退有度,雁足印沙,開元間第一高手,其代表作是《大智禪 師碑》。
韓擇木,中唐時人,以分隸著稱,被譽為“蔡邕中興”,列唐代隸書四家之首,有人稱其書“莊重有法”,有人贊其跡“如龜開萍葉,鳥散芳洲”,有人誦其字“如山東老儒,雖姿字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其隸 書代表作是《祭西嶽神告文碑》。
唐代隸書作品,著名的還有徐誥的《嵩陽觀記》,唐玄宗的《石台 孝經》,李白的《上陽臺》,杜牧的《張好好詩》等。 唐代以後隸書中衰,直至清代,清桂馥善隸書。《松軒隨筆》說:
“百餘年來,論天下之八分書當推桂未穀第一。”《退庵隨筆》亦雲:“伊墨卿隸書愈大愈妙,桂未穀則愈小愈妙”。
清朝鄧石如不僅篆書精妙,隸書也很突出。他的篆書筆法蒼勁渾厚,結體緊密堅實,筆劃之間空隙極其嚴密,與其他漢碑有所不同。他在隸書中有許多篆書筆法,開創“篆從隸入。隸,從篆出”的筆意。而且他的隸書作品中也融注了魏的筆法。清代書法理論家包世臣稱鄧石如的隸書為“神品”,認為已達於“平和簡靜、遒麗天成”的境界。鄧石如在隸書史上確有淩空拔俗的貢獻。
伊秉綬的隸書在清代佔有突出的地位,與鄧石如並稱“南伊北鄧”。他的隸書端莊壯觀,寬博俊偉,清雅古樸,格調極高。觀其書,誠是一派大家氣象,使人頓掃浮躁之氣,陡增崇高之慨。他“遙接漢隸真傳”,其隸書與顏真卿的楷書一樣,氣度恢宏,博大精深,同樣達到了“清雄”的境界,論者每歎曰:隸書之有墨卿,尤楷書之有魯公矣!鄧石如以規範為宗正,伊秉綬以變格為奇絕,兩者各有其趣,誠為清隸中的兩大巨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