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民居的人文內涵

 

  陰陽理念

  中國傳統文化中講求陰陽的調和統一。“陰陽”結合而和諧,才能萬物生生有序,反映在民居建築上,就是強調建築形式要融於環境中,與周圍景觀保持和諧統一。

  在古人觀念中,房屋高大為陽,低小為陰。四周高山緊逼為逢陰,建屋要高大,謂以陽受陰。地勢平坦開闊,四面受風為陽,建屋宜低小,謂以陰受陽。故高山地帶建築多為樓閣,乃以陽屋抵陰壓之煞,其佈局上多為一落,置大闊門,留寬敞前埕,乃以陽受陰,作陽翕陰和之勢。平原地帶建屋多水準發展,進深較大,其中後落低矮,是以陰屋蔽陽風,中堂高大以主正氣,前落矮小為以陰納陽。

  故德化、安溪、永春內地山區多高腳厝、木樓以及土堡、土樓等高大民居建築。一般民居亦面闊、進深較小為突出特點。其與沿海平原丘陵地帶的單層、多進深民居外表形態,差異甚大。這種不同環境下的形制差異,正反映我國古人陰陽二元論的思想理念。

  風水思想

  在古代,理想的宅基乃安身立命之本,一般都要經過艱辛尋覓,即所謂“卜居”。風水理論中對理想的居住環境有嚴格的選擇原則,簡單說,即北有層層屏障的靠山,左右兩側有侍衛之砂,前方明堂平坦開闊,且有秀水環抱,遠處有案砂,再遠處有朝拱之山的相對封閉的小環境。山能掩風,水源、平坦土地便於農耕,這是具有農業社會特色的理想環境模式,是我國古人在長期處理居住建築與周圍環境的長期實踐中形成的經驗性總結。

  其中有許多科學的成分。例如,我國位於北半球季風性氣候區,冬天都刮寒冷的北風,故古人在選擇居住環境時多講究北方有高大的山脈能掩擋寒風,傳統民居建築多“負陰抱陽”,坐北朝南。然而泉州地處東南沿海,冬天常刮東北風,故泉州民居住宅坐向多不是坐北朝南,而是以坐東北向西南為最佳。當然一些特殊情況如避煞、受禁忌等限制,亦可朝東或朝西。

  大空間的聚居環境達到上述要求尚屬不易,在少山的平原地帶和無特殊地貌的城市內,要想使每座民居都做到這一點簡直是不可能的。而泉州傳統民居形制正是這種風水理念與民居建築藝術的完美結合,在這裡每一座民居建築都是一處人工的“風水地”。

  以三落五間張雙護厝為例,每座傳統民居中頂落建築就是“龍脈”,下落建築為案山,照牆為朝山,天井就是小明堂,雖然沒有秀水環抱,但卻有地勢低平的天井,由於屋頂的雨水皆彙集並受涵於天井,故天井便有了風水中的“水”的意義,而寬敞的石埕即為大明堂。風水認為龍脈周圍應有遮罩護衛,否則主龍孤單,最好的護脈形勢是“後有托的送的,旁有護的纏的,托多護多纏多龍神大貴”。於此對應,第三落為護送之砂,而四進、五進大厝的項落以後建築皆為龍脈托送之砂,而廂房為第一重護砂,護厝為第二重護砂。

  這樣一個人工締造的“風水地”,是漢唐以來三合院、四合院模式基礎上人們有意識在風水思想影響下,通過不斷有意識改造周圍環境不足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是宋明以來風水思想對指導民居建築的實踐的產物。

  人本思想

  泉州傳統古民居是以廳堂庭院為中心,左右對稱,前後多層次進深的合院組合。其中廳堂庭院以中庭為中心,上下四廳相對,形成一個十字軸空間結構。這種平面格局是以正方形為基礎的九宮格,中央為天井,四正為廳堂,四維為臥房,形成“九宮”對稱格局。從歷史學、考古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建築格式是中原古老建築形制的遺存。

  另外,合院由“門——天井——房”三部分組成,這正是古人觀念上“天、地、人”宇宙三才的物化。三者的功能分別為:屋居住人,院納天地,人通過院落達到與天、地的溝通;門則是大宇宙和小宇宙的介面,通過它使合院成為相對封閉的小環境。

  泉州傳統民居大厝由相對獨立的合院和外側稍低矮的護厝組成,護厝與院牆之間留有穿長天井,被過水廊分割成四個或六個小天井,其分別與護厝小房廳組合成相對獨立的單元居室,形成中央的合院和周圍若干小合院連成的一體。

  整個大厝對外是一個封閉的大環境,同時大厝內的成員由具有血緣關係的若干個獨立的小家庭組成,每個小家庭可不受干擾,生活在自己相對封閉的單元庭院內。這種強調寧靜和平氣氛的民居建築,滿足了古人生活習慣和心理需要,充分體現人本精神,也是古代農業社會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和道學的“小國富民”、“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形態寫照

  禮制宗法思想

  《明會典》載:“公侯造屋,七間九架;一品、二品,五間九架;三品至五品,五間七架;六品至九品,三間九架;庶民所居房舍,不過三間五架。”“官員蓋造房屋,並不許歇山、轉角、重簷、重拱、繪畫、灌井。”

  體現在泉州古大厝上,由於受封建等級制度的限制,泉州古民居皆硬山頂,開間多為三開間、五開間,反映出很強的禮制觀念。其中五間張大厝多為官宦門第,其屋前埕兩側一般置有旗杆石座,以示榮獲功名。如崇武的武功大夫第、泉港土樓侍衛府、洛陽的陳金城故居;而惠安明·按察使劉望海故居,更是由四列五開間大厝組成,俗稱“四馬拖車”,寓意高車駟馬、地位名望尊崇。清代,泉州富商通過納官從而建五開間大厝的例子很多,如惠安東山許氏古民居、南安石井鄭運錦宅等。至於七開間大厝,實例很少見到,多為官衙變遷而來,如泉港盧琦故居三過七開間。

  由於開間大小受限制,明清時期泉州一些家庭興旺,便只能通過增加進深和護厝來增加居住面積,以滿足人口增長的需求。有些甚至出現十數座民居組成排列整齊的民居建築群,如市區黃宗漢故宅由二座三落三間張帶雙護厝書房、花園組成,市區老範志大厝由三座五進三間張大厝組成,而泉港土坑劉氏古民居群由四座三進古大厝和26座二進古大厝組成(現存27座,共占地26860平方米)。

  這些民居的門廳亦甚為考究,為所謂的凹巢三川門。與明清皇城午門入口十分相似,平時進出只開兩側小門,中間大門只有隆重儀禮或重大節日才開。

  泉州官式民居,皆多進深佈局安全,與古代殿堂以及土大夫、貴族住宅的“前朝後庭”、“外朝內庭”相吻合。如明、清故宮有“前三殿”、“後三殿”,而泉州古民居亦以三落為民居定式。

  在這些民居建築中,頂落大厝處於中軸線上,其內廳堂是會客、進行重大慶典活動和供奉“祖先神靈牌位”的地方,最為尊貴。其它院落和住房相對地位是以廳堂為中心,依照以左為尊、右為卑、前高後低的倫次排列,家庭成員亦嚴格按照長幼、親疏、尊卑來安排住房。一般廳堂院落多居住家庭主要成員,後落多為女眷住房,建作樓閣式,而護厝則多居住輩份較低的家庭成員、傭人或作為儲藏間、伙房等。

  宋明以來,由於統治者的推崇,朱子學被視為正學一統天下。泉州作為朱子(朱熹)過化之處,他所設計和宣導的一整套家族制度在泉州產生廣泛和深刻的影響,“四民各修其本業,吉凶儀式多依朱子家禮(《泉州府志》),”對泉州傳統民居發展和定型產生了決定性作用。民居建築被賦以“家庭興旺發達”的象徵意義,許多人一旦事業有成,無不維修祖居建築、宗祠或建造精美的住宅作為光耀門庭的重要手段,並籍此以圖保佑家族興旺,富蔭後世。明清時期,隨著人口的增加,家族制度的發展,這種規模龐大的古民居建築群逐漸成為泉州世家大姓聚族而居的生息繁衍之地。

  多元文化特徵

  泉州位於我國東南沿海,處於農業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匯點上。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都彙集於此,傳播、碰撞、融合。而每一次域外文化的傳播,都在這裡留下歷史印痕,從而發展形成今天具有鮮明地方特色和多元文化為特徵的泉州民居建築。

  晉唐以來,中原古文化與閩越土著文化在這裡激烈碰撞,長期融合,而閩越土著文化的建築並沒消亡,反映在民居建築上主要為張揚誇張的造型和熱情奔放的色彩裝飾。德化、安溪、永春等地仍有極少量幹闌式建築遺留下來;至於泉州傳統民居中張揚高蹺的燕尾脊,最初很可能源於閩越人船屋的造型特點。泉州傳統民居中普遍採用的穿鬥式木構等,就融合了幹欄式建築的結構內涵。

  受閩越舟楫文化的影響,眾多泉州人紛紛通過海上航行從事海外貿易或移民開拓。唐宋以後,這種文化特色轉化為經濟上的大繁榮,泉州一躍成為世界性大港,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頭堡。大批外國商人定居泉州,他們也帶來了伊斯蘭教、印度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建築文化,奠定了泉州民居多元文化的堅實基礎,也為泉州民居建築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這些外來文化對泉州的石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而伊斯蘭文化在民居的裝飾、造型、佈局上也有深刻的影響。例如,官式大厝中廣泛採用的石牆體以及在大門周圍重要部位採用輝綠石裝飾的建築手法,與現存的北宋伊斯蘭教寺院清淨寺的高大規整的石砌牆體以及綠輝石砌築的穹窟形拱項大門一脈相承;至於外部牆體注重裝飾用紅磚拼湊出各種華麗圖案,則與現在西亞阿拉伯建築的裝飾風格十分類似。

  明、清時期特別是咸豐以後,西方文化思想大規模侵入東南亞及我國東南沿海。中外文化交流是雙向互動的,泉州作為著名僑鄉,華僑、華人在將閩南傳統民居文化傳到東南亞等國的同時,其民居也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刻影響,後又被自覺不自覺地帶回泉州,這就是目前泉州的石獅、晉江、南安等地保存數量眾多的帶有南洋和西方建築風格的華僑民居。

  這類民居多為多層建築,既堅固又美觀。既保留泉州傳統民居建築特點,如仍以木、磚、石為主要建築材料,門窗仍然有石刻的郡望堂號、對聯以及採用中國傳統的木刻、石刻、泥塑等裝飾內容;又有西方建築的形制特點,如增加了鋼筋、水泥、有色玻璃、馬賽克、釉面磚等外來裝飾材料,出現了帶有明顯歐式風格的哥特式門窗、科林多式廊柱、陽臺、拱券頂、百葉窗等建築形式,以及種類繁多的山花形式、動、植物圖案等,形成具有泉州僑鄉特點的“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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