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水故事傳奇之《蛇蛙相鬥》

    見證過孫中山不得已將大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袁世凱其後稱帝那段歷史的個別人，曾有過“廣東地皮淺薄，出不了皇帝”的感慨。這種近似於荒謬的看法，其實又有著風水上的某些依據，體現了宿命論的觀點。在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思想在民眾中根深蒂固，普通老百姓還不習慣從發展的角度去考慮問題，衡量是非，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有的只是對“南蠻之地”的信心不足和對中原淵遠流長歷史的敬畏。

    從翠亨村罕見的旗鼓大陣中走出來的旗手孫中山，他的思想光芒四射，號召力無人能及，是海內外人民共同景仰的領袖。但這種領袖地位，更多的來自於孫中山偉大的思想品格而表現在精神方面。從風水的意義上看，正是因為中山翠亨缺乏山水的厚重，不具備帝王之地的風水，從而決定了孫中山備受挫折雖三次建立政權而無法一統天下的命運。在災難深重的中國，孫中山艱難跋涉，有時顯得英雄氣短。他手裡沒有錢，以致于一生為錢奔波；他手裡沒有軍隊，很多時候只能委曲求全，看軍閥的臉色行事，陳炯明的叛變幾乎使他的事業中途夭折；他聰明睿智，目光如炬，滿腹建國韜略，但沒有官場的歷練，無治國的實際能力和經驗，沒有為官者的豐富人脈。他的追隨者不是靠恩威並施，而是靠理想走到一起來的。鬆散的結構，臨時的組合，不可能有堅強的約束力。在孫中山的革命歷程中，我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痛苦。比如，他宣導民主，反對獨裁，將“三民主義”創造性地運用於中國，但一次次的挫折與失敗後，又迫使他不得不面對錯綜複雜的形勢，要求他的同志加強紀律，統一步調和行動。在他的追隨者中，有矢志不渝的忠實助手宋慶齡，也有曾因觀念、政見分歧而一度分手的黃興。

    比起孫中山，從中原大地八塘邊上走出來的那只巨蛙，就深紮湖塘深處，顯得腳踏實地多了，他可以身披草蓑垂釣于河邊，雄踞一方湖窪，善於潛伏偽裝，又能奮身而出逐鹿中原，一躍成為中原霸主。在官場、清廷浸潤了這麼多年，袁世凱的應變能力可謂登峰造極，對進退時機的選擇、對局勢的把握拿捏得爐火純青。沒有孫中山百折不撓的奔走呼號，艱苦奮鬥，就沒有後來辛亥革命的成功。同樣，沒有一代梟雄袁世凱官場上的因勢利導，高超運作，清王朝的徹底垮臺，封建統治在中國的結束則可能還要假以時日。對於滿清政府，可怕的不僅僅是號召力巨大的孫中山，最頭疼、最直接的威脅可能還要加上手握兵權、掌控實力的袁世凱。 

    客觀地說，袁世凱能力超群，根基深厚，實力非凡，國內一時無人可與之爭鋒。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與他的能力和原有的功績無關。其根本原因在於開歷史倒車不得人心，註定要失敗。與孫中山為了國家、民族大業主動讓出大總統位的義舉比起來，一心圖謀個人權位的袁世凱就只能是“竊國大盜”而不可能是其他。“天下為己”的袁世凱與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同時立于華夏大地上，袁世凱就如同跳樑小丑一樣成為歷史上的匆匆過客，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上，袁的渺小和道德上的不合格只能反襯出孫中山的無比高大。

    蛙有天敵，蛇就是其一。有趣的是，孫中山祖父墓前的朱雀爭珠，實際上就是二龍搶珠。龍、蛇相通，珠、蛙同類。福蔭孫中山的祖墳，前面兩蛇搶蛙。常憋一口氣、內功了得、善於蟄伏待機的袁世凱這只巨蛙，遲早會因為他的貪婪短視處於群龍（蛇）爭食之中。由中山翠亨旗鼓龍穴發越的孫中山，把大總統職位讓給了袁世凱，之後再經歷“二次革命”的短暫失敗後，他並沒有氣餒，沒把中原的這只一時張狂之蛙太放在眼裡。相反，孫中山以無比堅定的信念，以五桂山偉大旗手的深邃洞察力默察時勢，等待時機，靜靜地、耐心地觀看著鷸蚌（蛇蛙）相爭的情況，從沒放棄過抗爭。袁世凱稱帝后，孫中山坐鎮上海，發表《討袁宣言》，成為全國的反袁輿論中心。他努力號召人民，聯合各方面的力量，隨時準備東山再起，開始新的輝煌。

    復辟帝制，使袁世凱身敗名裂。對袁世凱本人來說，稱帝是他人生的“滑鐵盧”，一下子由推翻帝制、覆滅清廷的大功臣變成了竊取國之神器的民族罪人。從表面上看，實有“帝王”之位的袁世凱，由於對“帝王”一詞的理解沒有與時俱進，為了要一個“皇帝”的頭銜而葬送了自己的“帝王”前程，令許多人為之惋惜，甚至鳴冤叫屈，其實大可不必。又有誰能知道，袁世凱要的不是蛙踞八塘的人中之龍的霸氣，哪管它死後滔天的污濁，絕不做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因尿毒癥死于舉國聲討中的袁世凱，宛如巨蛙沉屍湖塘的不祥結局一樣，滿池的髒水又怎能洗刷乾淨他身上的污點，只會越描越黑。

    經歷了帝制的反復，人民更加懷念“天下為公”，無私為國的孫中山，對孫中山的追隨者充滿了信任。於是，崇拜英雄的國人把充滿希望的目光投到了蔣介石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