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劫波歷盡之後

　2012年1月10日，當黃苗子病逝的消息傳來時，張達自己也是一位八旬老人了。

　　面對《中國週刊》記者的拜訪，他翻開一本相冊，找出了一張拍攝於1994年的相片，黃苗子、丁聰、楊憲益、吳祖光等人聚集在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一條樓道上，笑意盈盈地對著鏡頭。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這些已故的老人們組成的文藝團體“二流堂”，在中國文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張達站在照片中稍遠的位置，背靠自己創辦的“東坡餐廳”。上世紀90年代，這家餐廳作為“二流堂”經常的聚會場所之一，為這些文化名流的晚景留下了一份獨特的存照。

　　結緣東坡樓

　　一切是從一張招牌開始的。

　　1986年1月，北京阜成路上一間不大的門臉，在門外打出了那個時代特有的宣傳語，“四川風味、服務首都、老少咸宜、童叟無欺”，這宣告了東坡餐廳的正式開張。

　　穿著白色的確良襯衣招呼客人的老闆張達，是四川眉山人，蘇東坡的老鄉。在開張之初，他拜託川籍老鄉、老報人陳樾山找人題寫了匾額，四個大字，每個足有一公尺見方。後來他得知，為他寫下這四個大字的人，叫黃苗子。

　　80年代，川菜館子在北京很少，“東坡菜”顯得尤其時髦。張達跟《中國週刊》記者回憶，當時有家《鄉鎮企業報》寫了一個報導，標題就是《顧客翹首問“東坡”》，大致講的是，行經阜成路的公車上，乘客都在問“東坡餐廳”到底在哪裡。多虧了黃苗子題寫的那塊招牌，使得人們不需要太好的眼力，就可以在車窗外一晃而過的風景中發現這家餐館。

　　內行看門道。一天，一位顧客用過餐後，找來了老闆張達，問道，“黃苗子怎麼給你寫了個招牌?”

　　一打聽，這個人正是漫畫家丁聰。張達看過他的作品，他高興地告訴丁聰，自己一直都是他的讀者。

　　“瞎玩、瞎玩!”丁聰一擺手，接著說，他今天吃完飯，回去就跟朋友宣傳一下，他們經常聚會，往後有這麼個餐廳就好，可以常來。

　　丁聰有愛好聚會的家風。他的夫人沈峻向《中國週刊》記者回憶，當年幾乎每逢週六日，丁聰的父親、著名漫畫家丁悚都在上海家中招呼來一大幫朋友，“樓上樓下，電影界、戲曲界、音樂界，都是上海第一流的人物，沒有什麼事，就願意湊在一起。”

　　如今，丁聰依然與一大批文化界的老朋友不定期聚餐，每次都由沈峻負責組織，飯費輪流出，也沒有什麼主題，全靠一個“饞”字。而東坡餐廳的菜顯然不負眾望，例如，四川有道名菜叫東坡肘子，它的傳統做法，一是講究帶皮，二是在調味上突出薑汁。而東坡餐廳的這道名菜，不僅突出肘子的酸辣薑汁味，還能與醬燒、稀鹵等味道適當地調和在一起，奇香無比。

　　“一道東坡肘子上來，筷子全都伸上去了，筷子一卷，誰手快誰就先將皮搶走。”沈峻至今記得當時的“壯觀”景象。自丁聰夫婦將東坡餐廳定為聚餐地點之一，這些筷子的主人，可以報上一長串如雷貫耳大名，例如黃苗子、馮亦代、夏衍、楊憲益、吳祖光等等，張達後來得知，這批人有一個統一的別稱“二流堂”。不能來的老人，餐廳還可以送餐。當年在丁聰的介紹下，東坡餐廳給住在中國畫研究院的葉淺予送去了一隻“東坡肘子”，另加幾碟四川菜，據說，一向不吃辣的葉淺予用筷子夾了一大塊肉入嘴後，大聲贊好。從此，張達每週末中午都要給葉淺予送一次菜。

　　名頭打響，常來東坡餐廳聚會的名人越來越多。1990年，東坡餐廳舉辦了一場為夏衍祝90大壽的聚筵，參加者除了丁聰、葉淺予，還有著名藝術家黃宗英、黃宗江，作家王蒙等。張達特意上了範用最愛吃的鹵牛肉，丁聰喜歡的拌筍尖、豆腐乾拌花生米和四川泡菜，他總結道，這些人的口味是“樂必思蜀”。事實上，他們之中沒有一位四川人。

　　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發生在這次聚會上，席間，身為浙江人的黃宗江忽然說，四川泡菜應該在吃飯時上桌才合適。

　　這是只有行家才懂得的門道。

　　共同的命運

　　1943年，抗戰硝煙正濃。在重慶，一位名叫唐瑜的華僑為了周濟文藝圈的窮朋友們，自費建造起一座可住十多人的房子，起名“碧廬”。很快，這裡一時間成為文化名流薈萃的場所。曾在這裡下榻的主要人員有吳祖光、呂恩夫婦；金山、張瑞芳夫婦；高集、高汾夫婦；戴浩、盛家倫、方菁、薩空了、沈求我等。經常來此的則有丁聰、黃苗子、郁風、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馮亦代等人。夏衍、潘漢年也與他們關係密切。由於這些人生活不拘形跡、自由散漫，有時便以“二流子”自我嘲諷。有一次郭沫若興致衝衝地跑來，要題匾“二流堂”，後來因為紙墨沒有準備好而作罷，但“二流堂”這個名字從此便傳開了。

　　50年代初，隨著新中國的建立，“二流堂”的大多數搬到了北京，開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同樣感受到時代變遷的，還有遠在成都的張達。1950年10月，這個17歲的年輕人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那時，這個小夥子還沒有體會到“戰爭”的全部意義，他只設想了兩種結果，“要麼就犧牲了，要麼就勝利凱旋了”。可命運偏偏讓他走了第三條路，在第五次戰役中，他成為了被俘的兩萬名志願軍戰士中的一個。兩年後，板門店停戰協定簽字，戰俘營開始對回大陸和去臺灣的戰俘進行甄別。張達被帶到棚子裡，對面左右兩邊各開了一道門，一個人問道，“你是去自由中國呢?還是去共產大陸?你們做出自己的選擇。”張達生怕說錯，特意用了全稱：“我回中華人民共和國。”然後被看守一腳踹向左邊的門，他沖出去，不管認不認識，抱起守候在那裡的戰友，熱淚盈眶。

　　回國後，張達和所有被俘人員一起集中在遼寧省昌圖縣。一開始，上級還安排他們參觀工廠，“展示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然後，開始了無休無止的政治審查，以及戰俘間互相揭發“變節行為”。最終，張達復員回家時，已經被開除團籍。他拿著復員軍人證、殘疾軍人證找家鄉政府民政科落實待遇，工作人員看看他，“你不是失蹤了嗎?……你是不是投降敵人了?”此後，他兩次報考大學，都因“控制使用”的內部檔案而被刷了下來，在人們歧視的目光中，他只能跑到岷江當縴夫。

　　與此同時，“二流堂”的人們也領略到嚴冬將至的氣氛。1955年4月的一天傍晚，吳祖光和夫人新鳳霞在東單的一家小飯館請潘漢年吃飯，發現這位老朋友有些悶悶不樂。當天晚上，潘漢年在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吳祖光若干年後在東坡餐廳的聚會上提起這段，依然心有餘悸。